虽然存在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始终存在，而且不乏深度，但一直缺乏较大的传播广度和发展规模。这自然不是就事论事能说清楚的，必须把现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一般状况与存在主义本身的特点联系起来看。
我想，这首先与现代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和时代要求有关。我们知道，现代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不是个体存在问题，而是群体存在——民族、阶级——的问题。时代迫切需要的是能启发民众觉悟，激发民众热情，并能指引民众走向集体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思想。至于个体存在问题虽有其合理性，但比起迫切的群体存在问题则似乎成了不急之务。正因为如此，在现代中国，各种集体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接连不断，而各种强调个体存在的思潮则不大受人注意。当然，人们也可以指出，在五四前后数年间确曾有过一阵个性解放的热潮。但对此而言，近代个性主义已可满足其理论需要，而无须存在主义这种个体本体论哲学去援手了。因为当时这股个性解放运动所要解决的是封建礼教下的个人问题，而不是现代化社会中的个人问题，对此，存在主义这种“反现代”的思潮又“超前”了。更何况不久这股个性解放运动、个性主义思潮就让位于更迫切的社会问题，让位于更有助于解决社会群体问题的新思潮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成为时代主潮的。自此之后，由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明朗化及其对思想文化的明确要求，存在主义也就更难以获得较大的存在余地了。
其次，存在主义的阴郁品格、悲剧基调、极端非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也使它难以在包括作家在内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那里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普遍的理解。在中国，实用理性精神、乐观主义和平衡折衷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基础；到现代，科学、理性、进步观念更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根本支柱。而存在主义恰恰与此相背反。再者，中国一贯轻视形而上思维和观念论，而朴素的唯物论和实证精神倒是构成了一个思想传统，到现代这种思想传统并未根本改变。这种思想传统与重经验和实证而反对形而上学和观念论的某些西方现代哲学，如实验主义、分析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以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倒比较容易合拍，却不利于存在主义这种具有“玄学”特点的思潮的传播。虽然我们知道存在主义也是坚决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但在经验主义者、分析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存在主义仍然是“形而上学”，是“观念论”，是“玄学”，因之也就在他们反对之列。
此外，存在主义哲学的那种彻底反传统的哲学思路和哲学语言，实在超出了大多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哲学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的接受水平。把上述情况总起来看，存在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之“不宜行”且“不易行”乃是事出有因，而并非偶然的。尽管有一些作家比较敏感且具有形而上的兴趣，但大多数作家却未必有这个兴趣和能力了——中国现代文学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上述时代的、思想的一般状况。
虽然存在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始终存在，而且不乏深度，但一直缺乏较大的传播广度和发展规模。这自然不是就事论事能说清楚的，必须把现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一般状况与存在主义本身的特点联系起来看。
我想，这首先与现代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和时代要求有关。我们知道，现代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不是个体存在问题，而是群体存在——民族、阶级——的问题。时代迫切需要的是能启发民众觉悟，激发民众热情，并能指引民众走向集体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思想。至于个体存在问题虽有其合理性，但比起迫切的群体存在问题则似乎成了不急之务。正因为如此，在现代中国，各种集体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接连不断，而各种强调个体存在的思潮则不大受人注意。当然，人们也可以指出，在五四前后数年间确曾有过一阵个性解放的热潮。但对此而言，近代个性主义已可满足其理论需要，而无须存在主义这种个体本体论哲学去援手了。因为当时这股个性解放运动所要解决的是封建礼教下的个人问题，而不是现代化社会中的个人问题，对此，存在主义这种“反现代”的思潮又“超前”了。更何况不久这股个性解放运动、个性主义思潮就让位于更迫切的社会问题，让位于更有助于解决社会群体问题的新思潮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成为时代主潮的。自此之后，由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明朗化及其对思想文化的明确要求，存在主义也就更难以获得较大的存在余地了。
其次，存在主义的阴郁品格、悲剧基调、极端非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也使它难以在包括作家在内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那里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普遍的理解。在中国，实用理性精神、乐观主义和平衡折衷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基础；到现代，科学、理性、进步观念更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根本支柱。而存在主义恰恰与此相背反。再者，中国一贯轻视形而上思维和观念论，而朴素的唯物论和实证精神倒是构成了一个思想传统，到现代这种思想传统并未根本改变。这种思想传统与重经验和实证而反对形而上学和观念论的某些西方现代哲学，如实验主义、分析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以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倒比较容易合拍，却不利于存在主义这种具有“玄学”特点的思潮的传播。虽然我们知道存在主义也是坚决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但在经验主义者、分析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存在主义仍然是“形而上学”，是“观念论”，是“玄学”，因之也就在他们反对之列。
此外，存在主义哲学的那种彻底反传统的哲学思路和哲学语言，实在超出了大多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哲学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的接受水平。把上述情况总起来看，存在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之“不宜行”且“不易行”乃是事出有因，而并非偶然的。尽管有一些作家比较敏感且具有形而上的兴趣，但大多数作家却未必有这个兴趣和能力了——中国现代文学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上述时代的、思想的一般状况。
约自1930年以来，以存在主义命名的各种哲学均系解释人类在世界的存在，并强调其正确性及疑难之性质。
存在主义分为有神论的、无神论的和人道主义的，但都主张存在不能还原为理性。存在主义在哲学史上的先驱有苏格拉底、蒙台涅和巴斯卡，其产生的直接背景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物质危机和精神危机。存在主义宣称人是被“抛入这世界的”，痛苦、挫折、病、死是人类现实的本质特征。存在主义从坚持存在的个人性和非重复性出发，常把个人与他人的共存认为是异化。存在主义在当代文化领域有许多分支。在文学中有卡夫卡与卡缪的小说，萨特和德·波伏瓦的小说和戏剧；在艺术中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
存在主义给哲学和整个现代文化提供了概念的工具，它曾在极其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方向中发展，因此有些概念尚待进一步澄清。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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